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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市

                      2020-01-10 20:30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契约法,自愿交换制度就会完全失败。在社会中,存在着没有正式法律实施机制的契约和国家间认可其主权的非法律约束的契约。那些已被人识破的不能履行其应尽交易义务的人,将会发现将来无人愿意与之进行交换。这对那些利用契约另一方当事人的弱点和履行相继性的弱点(the vuInerability due to the sequential character of performance)而进行欺骗的人来讲,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惩罚。不是以书面明示,就是以参照习惯的方式,总还能对当事人从事交换作出比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方法更为明确的限定。交易当事人各方会特别渴望使可能会引起欺诈费用的误解最小化,因为这种费用的诉讼的被指控人会发现,与契约权有法律强制性相比,这种方法使他在将来更难以与其他人进行交换。虽然一种纯粹的自愿交换制度可能不会是有效率的。且莫说有关维护信用的机构和管理保证金存放(特别是在保证金回归没有法律强制的情况下)的成本,自我保护不是总会奏效的。虽然打算违约的人会考虑到这会引起将来愿意与之立约的人的减少,这会给他带来成本,但违约的收益可能会超出这些成本。他可能很老了,或者(一种相关观点)某一特定契约可能会减损他所有未来希望订立的契约,或者他可能不依靠于契约而是在未来能以付款交货(cash-and-carry)为基础很好地活动。所以,契约法的基本功能(至少自霍布斯时代起就被这么认为)是阻止人们对契约的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促进经济活动的最佳时机选择(the optimal timing of economicactivity),并使之不必要采取成本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但是,一方当事人所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并不总是很明显的。假设A雇佣B为其画一张“令其满意”的像。B却画了一张让肖像鉴赏家称赞的像,虽然它还没有达到由他们以契约价格购买的水平,而A却放弃了这张像,并拒绝提出任何理由。如果A的决定不是善意作出的,那他就应被认为是违约。善意(good faith)是每一契约的默示性条款(implied term),它在这里意味着不企图利用在契约条件下履行的相继性的弱点而欺诈对方当事人。没有任何人自愿将自己置于任契约另一方当事人摆布的地位。所以,如果当事人已考虑到恶意(bad faith)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应该明确禁止它,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ofPublic Choice)。这一全新理论的杰出代表是当时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和领导人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其二是将微观经济学,即价格理论运用于非市场行为研究,而此项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里·S·贝克尔(GaryS.Becker)的先驱性工作,他将效用最大化假设运用到了所有个人选择领域,包括婚姻、家庭、家务、歧视、犯罪和人类行为一般理论,无论其是否发生在市场。 以上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使以后法律理论、侵权法、财产权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经济研究有了理论基础。 7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成长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以60年代的经典理论为指导,日益深入和广泛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评估法律。通过法律经济学家们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法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缺的领域。具体表现为:除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早已以极大热情投入这一运动外,北美和欧洲一些有声望的大学法学院都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法律经济学研究项目——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等;还有哀莫里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两个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先后创设;最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法律经济学经典专著和教科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和一些期刊的创办。 

                        转卖价格维持在提高价格和提高质量(质量包括了随产品提供的售前服务)上的作用有时被看成一种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之间的抉择(这是准确的)或一种同一商标产品间竞争和不同商标产品间竞争的抉择(这是不准确的)。转卖价格维持确实限制了制造商已固定转卖价格的同一商标产品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即同一商标产品间的价格竞争——而在其同时却通过使制造商的商标比其他商标更有吸引力而促进了不同商标产品之间的竞争。(其增长的吸引力是以q和q’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的——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吗?)但同一商标的产品竞争并没有减弱;它简单地从同一商标产品间的价格竞争转变成了同一商标产品间的服务竞争了。转卖价格维持在制造商劝使其零售商与其他人竞争之前是不会对他产生作用的——而竞争的方法只能是提供服务而不是削价。10.4为达到独占垄断和卖方寡头垄断的合并只惩罚卡特尔化的法律可能会因卡特尔成员合并成一个企业而被规避,这一事实为联邦最高法院在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Securities)一案中多数人拒绝采用霍姆斯大法官关于谢尔曼法不适用于合并(merger)的主张提供了经济理由。但霍姆斯很快为法律超越卡特尔而涉足合并的示意所困扰。一个市场中的供需情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企业能比两个或更多的企业以更低的平均成本供应所需的全部产品;或一个企业可能会取得更良好的管理,因为全部其他企业的财产在它那里会比现在分散化更有价值。以上二种情形都会通过合并而导致垄断,而合并可能产生的成本节约会大于其可能产生的垄断定价成本。不幸的是,要将这种情形与产生很少或不涉及节约成本的垄断的合并情况区分开来是极端困难的。尽管有其分析上的意义,但真正的独占垄断(monopoly)企业是很少的。而卖方寡头垄断(oligopoly)——少数几家企业占有市场的大部分销售——却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其竞争意义问题也是有争议的。1950年对克莱顿法第7条的修正案常常被认为是防止更强的卖方寡头垄断所必需的,它们已被注释为要对竞争者之间的合并加以严格的限制。虽然一个市场中的企业数量与对卡特尔的关注有关,因为企业数量越少其协调政策的成本就越小,但还存在许多与卡特尔化倾向有关的其他因素,而单以这一点能否证明严厉的反合并法的合理性是存有疑问的。相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每一企业的定价决策的独立性为法律提供了知识基础,卖方寡头垄断仍会导致超竞争价格。这种推论是,一方面由于每一企业都知道其削价将对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产生非常直接和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它们很快随之削价,结果首先削价的企业也无利可图,所以它就不愿意削价;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企业都知道从高价格取得高利润,所以当一个企业提价时,其他企业也会提价。

                        知识产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财产权经济学有意义的例证。在此,我们只能讨论其中的一部分。鉴于商业秘密是专利授权常用的替代制度,我们可以从此开始。一个坚信其对加工生产方法保守秘密的时间会长于专利保护时间的生产厂商就会决定依靠商业秘密法而放弃寻求专利保护。他将节约成本和避免专利过程的不确定性,而且他不必像其申请专利那样披露其方法(披露将使其竞争者可在专利失效后同样使用其方法)。

                        21.7辩诉交易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与民事诉讼中的和解谈判相对应的是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它受到两方面的批判:其一,认为它否定了被告的审判程序保护权;其二,认为它将减少科刑。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两种批判都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如果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多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而且,假定起诉预算是固定的,那么如果允许辩诉交易,平均刑期就可能比不允许辩诉交易时重,因为检察官可以用辩诉交易节约的钱(因为正如民事案件中的和解一样,辩诉交易的处理比审判的成本低)准备一个辩诉交易失败时更有力的案件。如果原告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们在交易时就会提出更优惠的条件。这不是意味着辩诉交易对被告整体是不利的吗?如果是这样,这种做法是否应被帕累托较优原则看作应被禁止的呢?如果我们没有检察官固定预算这一假设又怎样呢?最后,关于刑事被告可用的诉讼资源,我们可作什么假设呢?我们刚才注意到,如果禁止辩诉交易,刑事被告的处境会得到改善。但这里有理由证明,检察官的处境将得以改善。假设禁止辩诉交易,但被告可服罪(plead guilty)而不是诉诸法院,而且他一旦服罪即可减轻处罚。那么,大多数有罪被告都会服罪,从而检察官既可以节约审判成本又可以节约辩诉交易成本。如果大多数被告在事实上都是有罪的,其最终节约的成本很容易超过在允许辩诉交易的制度下少数进行辩诉交易的案件的附加审判成本。

                        这完全是一个直觉的结论。有可能不存在适当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就可能在有大量其他产品作替代之前不得不作大幅度提高;由此edm可能只是2,所以如果全部的产品生产者将其产量减少2%,价格就可能只上升1%。但一个只销售市场总产量1%的企业就不能以其自身产量2%的减少引起价格的1%增长;它只有减少全市场产量的2%,即它必须将其自身产量(这只是市场产量的1/10)减少20%,才能使价格上升1%。由此,即使该企业的竞争者不以增长它们的产量而对其产量减少作出反应,edf还是20。但依供应弹性(供应量对价格稍微上涨的反应),竞争者是肯定会增加产量的。假设竞争者的需求弹性为1,那就意味着1%的价格上涨会导致它们将其产量增加1%。它们的相对市场份额〔(1一S)/S〕越大,那么在单一企业减少其自身产量以努力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它们增加的产量对市场价格的减低作用就越大。如果假设es=1,并且推定的垄断者只拥有10%的市场份额,那么在考虑供给反应后,就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edf不是20,而是29。当然,其假设是,竞争企业是“价格承担者”,即当价格上升时,它们会自动地扩大生产,直到其边际成本与那种价格相等为止。如果它们为提高市场价格而限制其产量,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卖方寡头垄断理论的不确定性之上。10.6市场界定和市场份额上一节指出,估计垄断力(或有时称作市场支配力,marketpowcr)的重要因素是市场的需求弹性、我们试图衡量有垄断力的企业(一个或多个)的市场份额及其他企业的供给弹性。但这仍将估量市场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任务留给了我们。虽然在直接估量这些弹性方面已有了进展,但大多数反托拉斯案仍依赖于一些极端粗糙的近似值,它们是以产品和地理市场概念来概括的。如果一产品没有符合需求的相近替代品(即,没有东西能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与之相同的服务),而且其他产品的卖方也无法很快地转而生产它,那么市场的需求和供应弹性就被看作是低的。从这一点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任何在产品市场上有很大销售份额的企业都有很大的市场支配力——除非由于这里的价格上升而使另一地区的同一产品的卖方能进入(本地、本区或本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被作出了过于狭隘的界定而对相关弹性估量不足。正像人们可能料想的那样,在为反托拉斯而努力界定市场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错误。一个适当的例证是著名的赛璐玢垄断案。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认为,由于在赛璐玢和其他柔韧包装材料间不存在一个很高的交叉需求弹性,所以赛璐玢就不是一个关联市场。我们知道,一个垄断者总在其需求表的弹性区域内进行销售。大量需求表有一弹性区域的一个原因是,一种产品的价格越高其替代产品就会变得对消费者越有吸引力。因此,在垄断价格产量水平上发现垄断产品和其他产品间的一个重要的交叉需求弹性是不奇怪的。赛璐玢交叉需求弹性很高这可能只表明,如果不损失大量的替代产品的生意,杜邦公司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赛璐玢的价格,而且这与现存价格是垄断价格这一点是相一致的。如果这一案件涉及一个赛璐玢生产者们合并的要求,那么问题就是合并是否会产生或增加垄断力,这时法院使用很高的交叉需求弹性这一证据就会更有意义。如果在合并前赛璐玢和替代包装材料间的交叉需求弹性是高的,那么合并企业就很少会有提价能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名声权类似于商标,两者都涉及用于辨别和促销某种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的财产权。商标涉及到许多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其中的有些问题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和对商标法构成的重大挑战是,要使每一位生产者都在不增加其他生产者标明和销售其品牌的成本的情况下标明其自己的品牌。从这一角度看,最好的商标应为想象性商标(fancifulmark)。例如,柯达(Kodak)就是一个区别于从现成语言中拿来使用的创造出来的词。将字母组合起来形成新词的可能数量是无限的,所以想象性商标就没有增加其他生产者发现新词以标明和推销其产品的成本的危险性。较为棘手的问题是“描述性”商标(descriptive mark),它由于允许有些人使用“文字处理器(word processor)”这样的词作为其商标而使文字处理器的竞争生产者花很大的成本才能推销其品牌,因为他们不可能使用简洁的描述。所以,只有当描述性商标已取得“次级含义”(secondary meaning)时——消费者可以用它鉴别某种特定的品牌而非将之看作所有产品,法律才保护描述性商标。“假日饭店(Holiday Inn)”就是一个例证。

                        21.8诉讼费用当事人最适当的诉讼费用是,他每花1美元能给他增加1美元的诉讼预期值(其途径就是增加胜诉的可能性)。但正如垄断者的每一价格和产量变化会改变其对手的最适当价格和产量一样,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决定会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决定,因为它改变了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胜诉可能性和结果预期值(参见10.4)。如果由此每一当事人在决定其诉讼费用时要考虑到其诉讼费用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影响,那么正如垄断者的例子一样,就不会存在一种诉讼费用的均衡水平——而在这种均衡水平上,双方当事人都不会努力去改变其诉讼费用。然而,由于这些诉讼费用大部分都是相互抵消的,所以诉讼当事人双方常常会发现,协议避免某些特定的诉讼费用(例如,对某一事实作出保证和约定,从而使之没必要用证言来确认)会对双方都有利。这好像是一件好事。从社会的角度看(与从私人角度看不同),相互抵消的诉讼费用并不必然是一种浪费。由于它们使法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就使正确判决的可能性得到上升。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描述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诉讼费用决定作出反应的函数,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标的越大,当事人越愿意支付更多的诉讼费用(与21.5相一致)。由此,我们认为,案件越大,得到正确审理、判决的可能性就越大。

                        潜在竞争(Potential competition)已成了反托拉斯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是两个概念:感觉上的潜在竞争和实际上的潜在竞争。感觉上的潜在竞争最好地把握了“潜在”竞争的思想。不在市场进行销售但在市场价格更高时才这样做的企业是潜在的竞争者。即使价格不上涨也会在未来进入市场的企业——用反托拉斯术语来说是“实际上的潜在竞争者”——更适于被描述成未来竞争者。

                        将权利授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申请者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无效率(transitory inefficiency)。一旦广播权已通过发证程序而被取得,它们就可以作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物资产的附属物而被出卖。如果一个只有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发射台和其他实物财产的电视台被卖得价5000万美元,那么你可以确信,购买价格的主要部分是支付频道使用权费用。所以,广播权通常最终会落入那些愿意为之支付最多金额的人们手中,尽管初始“拍卖”可能还没有高效率地配置权利。广播电台愿意支付数以千万美元以获得一项为期3年的权利,这看来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在事实上,广播许可证只有在电台有严重不正当行为时才被终止。正如土地所有人在未缴纳不动产税时才可能失去土地一样。由此,广播频道虽在正式法律上没有财产权,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却有财产权。在最初通过竞争获得此权利的过程中,支付意愿起着很大的、甚至非常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像我们将在3.11中看到的,一旦取得,这种权利就是可以转让的,尽管它在法律上是有缺陷的。它是具有排他性的(干扰许可证受领人对频道的使用是被禁止的),且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它还具有永久性。这一权利的所有者受限于各种管制性制约,但比公共事业所受的制约要少。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这一权利的主要财产是私有财产。

                        解决这一清偿手段的方法就是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契约。律师将权利的一部分作为抵付方式而向当事人出借法律服务。由于专门从事胜诉酬金事务的律师可以积聚许多权利主张并由此使收益的方差最小化,所以风险就减弱了。专门化还使律师能比普通出借人更准确地估价风险;在使同样一个人或企业就风险进行估价并进行保险方面,节约措施是存在的。人们常常认为,胜诉酬金往往过高。但这在此很容易被误解。胜诉酬金必然高于他们提供同样法律服务所取得的酬金。胜诉酬金所补偿的不仅是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而且是这些服务的出借。这种贷款的内含利息率是很高的,因为其不履行义务的风险(败诉就使当事人对律师的债务得以解除)比普通贷款的风险高得多,而且由于利息率高加拖延时间长(可能好几年)所造成的利息总额之大——又没有减低普通借贷人风险的那种分期付款方式。但如果律师所做的恰恰是使其服务成为一种有风险的贷款,那么是否胜诉酬金就不应该是这种服务及利息的机会成本而应该是判决或和解所确定数额的一部分呢?这就存在着三项相关的经济学答复:第一,法律服务的最适度费用是诉讼标的的一个函数。诉讼标的越大,被告越会花大量的费用去阻止使之败诉的判决,从而原告的律师就会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去赢得这场诉讼。所以,律师的服务成本与诉讼标的成比例关系,并且可以用它们的一个百分比来表示。第二,为了使律师能积极地做好其工作,我们的方法是使其律师费随其努力的成功变化。这与前面讨论过的一个原理是相同的:按所救援东西价值的一定比例支付救援赔款(参见6.9)。第三,更大比例的风险从原告向律师转移。由于律师干好了原告就胜得多,律师干糟了原告就胜得少,所以原告在扣除律师费之后的诉讼预期收益方差就缩小了。胜诉酬金的问题是,在任何共有权情况下(胜诉酬金契约使律师在事实上成了原告权利所主张财产的共同承租人),正如我们在这就成了禁止或管制胜诉酬金的理由了吗?尽管大多数国家这么认为,但事实上这肯定无法构成禁止胜诉酬金的理由。如果稍有区别的话,代理成本的存在会成为更激进方法的理由,这种更为激进的方法即为允许直接出售其法律权利(契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是可转让,即可出售的;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原则上不可以转让)。反对胜诉酬金契约和法律权利直接出售这种方法的理由可能是这样会挑起诉讼(是什么样的呢?)。它们肯定使非现实的或厌恶风险的人更容易提起诉讼,但并不一定会使诉讼增加。诉讼的可能性越大,诉讼所要实施的任何法律原则的威慑作用就越大,从而就不太可能使潜在的被告参与可能引起诉权的禁止性行为。

                        图10.3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图式表达。这企业是一家想要成为垄断者的企业。它面对的是一支上抬的边际成本曲线,这表示对企业的有效规模有着一个明确的限制。如果企业将价格降至q’并将产量增至q’(什么决定了q’?),那么在这一点上其边际成本就会超过其价格。但其平均可变成本却由于比边际成本上升得慢(因为产量最后单位的高成本与边际内单位的低成本进行了平均)而比其价格低,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使人误解的印象:企业不在进行掠夺性定价。另一个问题是,可变成本的计算及由此引起的边际成本的计算对时间周期极为敏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成本都是固定不变的;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实质上是所有的成本(一个例外是公司的组成成本)都是可变的。例如,租金在短期内是固定成本但在长期内却是可变成本;如果企业的时间需求发生了变化,那么它就要在现行租契期满后再支付另外的租金。相同的例子还有:保险、管理人员薪金、养老金福利、财产税、折旧、广告和许多其他成本。原则上,决定成本是固定还是可变的阶段应在被称作掠夺性定价的时期内。如果削价持续一个月;那么相关的可变成本就是那些在一个月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成本,如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计时劳动和原材料消费。削价持续的时间越长,企业的可变成本比例就越大。如果允许企业依其短期可变成本无界限地定价,那么它就能够将远比它更有效率的企业逐出市场。其原因非常简单,那个被逐的企业的长期可变成本——即其留在商界不得不承担的成本--比一个效率较低的企业的短期可变成本要高得多。在我们上面的例证中,掠夺性企业的平均长期可变成本可能不是1.09美元而是2.20美元。但据推测,其长期边际成本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低于10美元,而且很可能只是略高于2.20美元。至于长期可变成本——当被称的掠夺性削价在很长时间内持续情况下的相关期限成本,就是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总成本的融合(固定成本加可变成本,再除以企业的产量)。(为什么?)

                        在分析上看,过早使用(premature use)是一个与对发现埋藏财产或取得专利(参见3.2)进行过度投资相同的问题。为了取得有价值的权利,人们对此投入的资源可能会超过这些资源所产生的社会净收益。分得土地定居(homesteading)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如果不收任何钱而将土地给定居者,但其先决条件(过去确是如此)是定居者要实际占有并在该土地上工作,那么定居者就会工作到这样的程度:最后相当于1美元的努力将在保护权利方面取得1美元的收益,即使农作物的产量不值1美元。当然,如果政府要求尽快地占有土地为政治和军事之用,定居土地法也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率的方法。正如最后一个观点所显示的那样,对财产权附加使用的条件并不总是有效率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野生动物问题的讨论。商标法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例证。商标的法律保护有赖于商标持有人实际销售商标所标明的产品和服务。你不能仅仅为你和其他人可能销售的产品梦想一个名字而在商标局注册,从而取得排斥他人使用这些名字的权利。允许这样“储存”商标,可能会导致人们在设计商标方面投入过度的资源。商标注册处也可能会被数百万的商标所阻塞,从而使销售者为避免侵犯注册商标的权利而进行的商标注册检索变得成本很高。3.6不相容使用(Incompatible Uses)

                        而且,缺乏真实当事人会削弱律师为集团利益促成案件胜诉的积极性,律师的诉讼收入是由其收受的法律费用决定的,而不是由案件损害赔偿的数量所决定的。除了被告之外,没有任何人与案件损害赔偿的数额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只有他才有兴趣使之最小化。集团的律师将竭力给被告提出较小的损害赔偿数额和较大的法律费用以达成和解,而这样的条件对被告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两项数目的总和将低于案件诉诸法庭时被告的预期净损失。虽然法官很可能会赞成这种和解,但律师们却主要地控制着法官的信息渠道——这些信息与权利主张的是非曲直、集团律师的工作量、案件诉诸法庭时可能的损害赔偿额等有关——它们对决定和解的合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和大陆法的惯例要求诉讼的败诉方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attorney’s fee,这是一种赔偿indemnity),这可能为作为维护有价值的小权利请求方法之一的集团诉讼提供了一种选择。无论请求索赔的权利多小,只要请求人在其胜诉的情况下能得到诉讼费用的补偿,那么诉讼成本就不会阻止他对法律赔偿的追求。但是,在此还有一些问题:1.赔偿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原告的时间和烦恼(如果是小额赔偿请求,那么其相对于权利的价值而言可能是很大的)是得不到补偿的(它们可能得到补偿吗?)。2.除非原告必然胜诉,否则,他的预期诉讼成本仍可能超出其预期收益。如果他请求赔偿1美元,其胜诉的几率是90%,诉讼费用为100美元,那么其预期诉讼收益将只有90美分而预期诉讼成本却要20美元(在原告败诉和被告诉讼成本也为100美元的情况下,原告就将承担总额为200美元的律师费)。由此,原告就不会起诉。3.赔偿不具备集团诉讼的规模经济特征。假设有1,000个完全相同的1美元赔偿请求,每一请求的诉讼成本为100美元,其胜诉几率为100%。如果1,000个权利请求人全部起诉——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因为每人的诉讼净收益为1美元——那么维护这些权利将花费10万美元。如果这些权利请求被积聚成一项集团诉讼,那么诉讼费用就可能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为什么这一例证是不真实的?为什么这无关紧要?)

                       
                      责编:李江庆